在我们的邻县，有一座明代庙宇，它座落在运城市新绛县阳王镇阳王村的一片错落有致的庭院深处，除了每年二月初二的庙会外，平时很少有人问津。但就是这样一座略显落寞和孤寂的古庙，却以其罕见的巨幅壁画举世闻名。这就是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稷益庙。缘于对壁画创作者翼城籍画士常儒的仰慕以及对古代绘画艺术的热爱，笔者曾多次与朋友前往观摩，在此将观画的一些心得和思考与诸君一同分享。

稷益庙俗称阳王庙，创建时代不祥，元、明重修并扩建，是祀奉后稷、伯益和大禹的神庙，三者皆为中国传统农业的鼻祖，后稷、伯益更是被奉为农神，将他们同祭一堂，也是开中国传统壁画之先河。该庙正殿内东南西三面满布壁画，共130平方米，且保存基本完好，东西两壁以台阶式布局，宽8.23米，最高处达6.18米，共绘有人神四百余位。

整个壁画主要以我国古代农业为题材，绘文武百官、农民朝圣、稷益传说、烧荒狩猎、伐木耕获、山川园林等故事，在我国现存壁画中可谓独树一帜。它不同于佛教题材的敦煌壁画，也不同于道教内容的永乐宫壁画，更不同于儒释道合一的青龙寺壁画，而以古代传说故事为体裁，赞颂歌颂大禹、后稷、伯益教民稼穑、为民造福的事迹，表现了古代人民征服大自然的坚韧不拔精神。内容丰富，艺术精湛，布局严谨，全景式的将我国古代农业的起源与发展状况展现在世人面前，是研究我国古代农业的重要文物，堪称中国古代壁画遗产中一颗璀灿的明珠，在现存明代壁画中属巨幅佳品。

在构图方面，稷益庙壁画将种种情节以祭祀主题贯穿，丰富中不失统一，复杂中不失单纯。在此以绘于西壁的《百岁朝圣图》为例，全画以殿堂为中心，以山石、云雾、树木、花卉为背景，祭庙、楼阁 、廊庑为两翼，布局有致 ，主从分明 。殿内大禹端坐中央，左侧为伯益，右侧为后稷，两侧有文武官吏手持笏板或斧钺，侍女托盘捧果等，声势浩大。殿前有以官员持笏板禀报，表现出恭谦的神态。右侧廊庑之下，侍女乐伎各行其是。左侧有牌位和各种祭品，帝王官吏作祭祀状，旁侧有钟鼓琴笙演奏乐队。上隅仙人乘云俯视，官吏举手祝贺。殿堂、旌幡，隐约于山林云雾之中，场面极为广阔。西壁主殿右侧有廊房一厦，前设栏杆台阶，廊侧一乐伎手持琵琶款步而行。房内侍女有抱琵琶，捧果盘、食盒的，形态各异，或交谈，或私语，或自语， 呈小心翼翼、凝望倾听等各种表情。人物分上下布局，姿态描绘和组织安排非常自然入情，人物众多但不繁缛 ，各具情态，异彩纷呈，可谓大手笔，无愧为中国工笔重彩壁画之典范。

就勾线技法及色彩而言，稷益庙壁画继承了元代壁画风格，用笔严谨，笔力雄健，结构紧凑，长于写实，线条流动，圆润光滑，墨色统一。线条的粗细变化，布局安排具有空间感。与永乐宫《朝元图》之唐代细密和宋代顿挫而行成圆润的沉着有力的墨线有异曲同工之妙。稷益庙壁画色彩以墨线勾勒人物服饰，多使用朱砂着色，间配石绿、石青、白色、黄色，注重人物冷暖色彩搭配、对比和映衬，寻求变化，鲜艳而不失协调，随类敷彩，体现了强烈的质感。为了加强画面的主次关系构成节奏变化，又在青绿色块上穿插白、黄、朱、金，以及三青、四绿等小亮色，从而使画面跳动，但其做法确实增加了立体感和装饰感，色彩 更加丰富，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另外，稷益庙壁画运用勾勒填色的形式，这种平面化的装饰性画风弥补了墙的单调与空白，在视觉上保持了墙体和绘画的基本特性，富于变化。

新绛稷益庙壁画以浪漫的手法、独特的视角、超凡的画面和艺术的品味，将神话、历史和现实，天上、人间与地狱，全景式地展现于人们眼前，表现了浓厚的地方特色。画作工笔重彩，技艺精湛，笔力雄健，色彩纯厚。不论从题材、创作难度还是其独创性等方面都可谓是中国传统壁画之瑰宝。但就是这样的经典国宝级的画作，由于历史的湮埋，我们对其创作者却所知有限。据壁画题记中所示，目前仅知道该画是由我们翼城籍画士常儒及其两个儿子常耕、常耜，门徒张细，绛州画师陈圆和侄子陈文、门徒刘崇德等人历时两年多创作的，完成于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九月。至于这几位画师特别是翼城籍4位画师的生平事略，笔者曾考察了许多地方，也翻阅了大量的史料，但浩浩荡荡的中华文明史，似乎吝啬到对这几位民间的画师没有片言只字的记载，笔者只能从蛛丝马迹中作一些粗疏的考证，以表达翼城后学者对家乡先辈的崇仰和敬意。

常儒是壁画创作团队中的领军人物，壁画题词中明确记载他是翼城人，但生卒年不详，笔者在各种版本的《翼城县志》中也从未见过有关常儒的介绍。笔者曾想，当时的常儒画艺精湛，甚至可能在壁画创作方面是家传技艺，应该是声名远播，那么翼城也许会有他所创作的壁画，但几经探寻，惜乎在翼城没有发现有常儒的壁画作品留存。在我所认识的翼城人中，除了现任美协主席靳临生等少数人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常儒其人，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翼城人的一个遗憾，也警示我们对于对于翼城文化、翼城历史名人仍然要做更多更深的挖掘。

跟随常儒一起在稷益庙作画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常耕、常耜，门徒张细，但其具体情况均有不同版本流传，仅在名字上就有许多出入，如常耕有的记为常耒来，张细有的记为张捆、张絪。据说壁画的角落有画家的落款，笔者曾与好友吴志俊等人多次前往稷益庙探访，但由于看护人出于保护，不让靠近，一直未能找到具体落款位置，这两个人名也无法确定。不过按照王伯敏先生的《中国绘画通史》中所提，应为常耕和张细（详见三联书店《中国绘画通史》下册314页）。王伯敏先生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其著作《中国绘画通史》影响较大，且王伯敏师从黄宾虹先生，黄先生治学严谨是有口皆碑的，所以目前国内基本上都采用王说。不过笔者存疑，因为据笔者了解，王伯敏先生并没有到过稷益庙，亲眼所见无从谈起，很可能有误。

关于常儒时年及其家乡，笔者曾多次考察翼城各村常姓人氏，但均未发现与常儒有直接的联系。但根据壁画完成时间正德二年（1507年），且其两个儿子均可作画，可大致推算出常儒当时的年龄至少应该在三十四岁以上。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资料，笔者对常儒的家乡有如下大胆的猜测，常儒一家应该在毗邻曲沃的翼城一带，家境一般，是个耕读世家。与当时的诗人常伦（1492—1525年，籍贯曲沃，后徙居山西沁水，曾任大理寺右平事，后补寿州判官）生活年代及地理位置十分接近，很可能与常伦是同一家族的同辈兄弟。

当然，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有限，以上说的许多都是猜测，许多未解之谜仍需进一步考证，不妥处恳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也希望能够与各位同道中人一起努力，为创作出如此瑰丽壁画的翼城先贤树碑立传，将翼城深厚的文化积淀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