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祚昌，生卒年不详，清山西省平阳府翼城县人望村（今翼城县中卫乡人望村）人，字锡之，又字庭蕃，晚年号曰东山。光绪丙子年（即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副贡生（会典乡试中式举人，副于正榜曰副贡生。），壬午（1882）科举人，癸未（光绪九年，即1883年）联捷进士，为2甲第95名（共124名）。同年5月，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为明清时期翰林院官员，为皇帝近臣，负责起草诏书，有为皇帝讲解经籍等责，是内阁辅臣的重要来源之一。）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改官户部主事，负责贵州清吏司事务，却以双亲年迈，蛰伏不出。居家期间曾出任汾州书院山长（历代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元代时书院设山长。明清沿袭元制，乾隆时曾一度改称院长，清末仍叫山长。），主讲于晋阳书院。因其学识渊博，声望并重，时人尊称为“高翰林”。祖父高木林、父亲高广泰因以为贵，分别貤赠和诰封为中宪大夫。

高祚昌，祖籍为顺天府静海县（今天津市静海县），明初，其始祖高德兴由静海迁居翼城东山脚下，将族人所居村落起名为“山头凹（腰）”（今桥上镇山头腰）。清雍正年间，烈祖高适盦为使族人兴旺乩卜新址，由山头腰迁至中卫乡人望村。据江南监察御史恽彦彬所撰其父亲高广泰《墓志铭》，可知先祖“家世业农，一乡称善”。父亲高广泰外表敦朴，内心聪慧，喜爱读书，过目成诵。不幸7岁失去母亲，后因家境所迫，16岁放弃学业，到咸阳、长安、甘肃一带游历，在酒泉谋生期间，重拾学业刻苦攻读，一试不中再次辍学，寄生药铺20余年。同治初年，因陕甘回变，父亲返归故里，北上绕行走河套入雁门，徒步行走百余天，足见其父创业之艰辛。高祚昌为长子，与其弟高赓昌友善。父亲常以司马光、朱熹等家训教诲他们兄弟。父亲自奉节俭，衣食、房舍、器具适可而止，以“存朴”名其斋。父亲虽俭约，但擅长藏书和读书，达到爱书如命，手不释卷的地步。凡遇到善本名帖即行购买，纵然典当东西也在所不惜，写得一手好文章。曾在外游历时刻印《敦孝》、《遏淫》二书，刻板藏于家中，多方印送，广为传人，并聘请老师为两个儿子授课，这些都为祚昌的学业长进帮助很大，也为他日后联捷进士打下坚实的基础。

据民国十八年《翼城县志》所载：光绪七年（1881），祚昌尚未中举，但由于其学识渊博，文章高古醇郁，冠绝一时。与北绛村的孙应明（举人）、东郑村的马九和（光绪十二年进士）时称“三才子”。官府开局重修《翼城县志》，被聘请为分纂。虽“时任事者数人，而笔墨事，实公一人亲之，其鸿才硕学于此可见。”

光绪八年（1882）祚昌中举，次年（1883）联捷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在古代，能钦点为庶吉士的进士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科举排名前列；二是长于文章且书法超群；三是具有相当的潜质，高祚昌全部具备。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高祚昌提升为户部主事，掌管贵州清吏司的财政事务。任前归故里省亲，赴任之日，全家送他行至旗杆院圈门外时，母亲不慎被石头绊倒，造成胫骨骨折。由于当时其弟赓昌才高命短，婚后不久，夫妇双双相继而卒。本因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的高祚昌毅然调转马头，移忠作孝，蛰伏不出。高祚昌侍奉母亲可谓无微不至，常为母亲洗脚、剪指甲。一次，母亲将裤子尿湿，他回家后发现母亲将裤子藏在身后。他责怪母亲不该如此，并说母亲往日为儿缝补浆洗，如今您老卧病在床，儿理应报恩为母亲洗衣，母亲很是感动，抚摸着弃官孝母的儿子脸庞泪流满面，被人望村民传为佳话。

高祚昌居家期间，目睹清廷腐败，但作为一介翰林深感无能为力，常与好友和学生围坐潞公轩谈及国事，聊发感慨。他在《潞公轩即景》中下阕吟道：“澹念名兼利，关怀乐共忧。环城多古木，著眼栋梁搜。”意思是希望国家要多出像宋代文彦博这样的人才。高祚昌的得意门生张文英（清优廪生，今王庄乡辛村圪塔人）也有同感，在其《潞公轩怀古》下阕云：“名轩不朽此间留，寒暑往来几度秋。天下异人今何在？独观浍水绕城流。”后二人由师生结为儿女亲家。高祚昌虽然不能尽忠保国，但毕竟是孔孟之道熏陶下的儒士，极力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吏部主事吴柳堂反对慈禧专权，劝谏不听竟然写下绝命诗，自缢而死。他的《读吴柳堂先生绝命诗感和敬步原韵》就反映了这一思想。

高祚昌喜欢博览群书，一过不忘，与文人雅士谈及经史，滔滔不绝。让人叹绝的是背诵文章竟不差一字。对经学家黄黎洲（黄宗羲）、毛西河（毛奇龄）、阎百诗（阎若璩）等著作，都能一一述说其渊源；对关中的理学家李二曲（李颙）、李天生（李因笃）和山西洪洞的范彪西等宿儒常常津津乐道，足见其博学强记超乎他人。汾州书院慕名高祚昌的学识，邀请他出任汾州书院山长。两年后又主讲于晋阳书院。创建于嘉靖九年的晋阳书院名气很大，因书院内奉祀讲学河汾一带的王通、司马光、薛瑄曾更名为河汾书院、三立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复名晋阳书院，后此书院与令德书院合并成立山西大学堂，晋阳书院可称之为山西大学的前身，高祚昌能在这里讲学足见其学识与声名。在主讲晋阳书院期间，汾州许多退居乡里的官员恳切请求他返回汾州书院，高祚昌盛情难却，又再度讲学于汾州书院。在任汾州书院山长和主讲晋阳学院期间，人们无一不仰慕他的才学。有“击壤老人”之称的山西汾阳南浦人张赤帜，少负奇气，幼喜舞枪弄棒，由于家境贫寒，13岁便外出谋生。后改投高祚昌门下发愤读书，虽因科举不利永停科考，但为其后世在军队当幕僚，转而经商，并在山东得到衍圣公孔令贻的垂青终于学有所成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后，张赤帜被聘为“洗心社”文书、社长兼管文庙。其间，先后出版了《山西省乡贤传》、《兵史辑要》、《仿击壤》、《赤帜前编》、《赤帜后编》、《百狮新话》等，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当年从师高翰林不无关系。

父亲离世后，高祚昌毅然返回故里奉侍七旬老母，主讲于本县绍文书院（清康熙五十一年翼城知县林世炳建，规模宏敞）。山东临朐县有个诸生叫许俨若，很有学问，刚来翼城在蒙馆（类似今天的幼儿园）教学，后到绍文书院学习，高祚昌看到他写的文章很好，便批阅“才人学人一齐伏首”之语，许俨若从此闻名，曾在翼城、绛县一带高等学堂充任教习。后绍文学院改设绍文学堂，高祚昌仍充当教习（翰林院训课庶吉士者称教习。清末兴办学堂时其教师也沿称为教习。）。在绍文书院讲学期间，本县南梁镇南常岭的刘克笃16岁求学于西张村岁贡任黄元门下，初懂四六调和平仄法，21岁拜投藏书万卷，尤其是精通四六文的高祚昌为师，高祚昌告诉他“有志于四六，当读‘萧选’”，刘克笃手抄《文选》数十遍，如《蜀都》、《魏都》各赋及《七发》、《七命》、《演连珠》等这些难以记忆的文章都能背诵如流。光绪二十八年（1902）岁试襄汾时，学使宝熙批阅他的试卷写下“披览再三，欣喜累日”，列为第一。后刘克笃执教山西各大学堂，成为山西学界的名流。张湾村的张培菱虽是清禀生，但博览群书，才气清迈，深得《诗经》、《书经》要旨，诗赋有庾信、鲍照之长，翼城文坛笔试常拿冠军，高祚昌以张培菱为良师益友。

高祚昌不仅文章写得好，对书法也颇有造诣。上门求字和延请书写碑文和寿序的人络绎不绝，他欣然为之。正如《翼城县志》所载：“乞墨宝者，即挥洒付之，不稍吝；一时碑文寿序多出其手。”如李春溥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庆远府（治所在今广西宜州市）时，他以知友的厚谊、兄弟的情怀为李春溥送别，撰写了《送李荫南先生之官庆远序》，在一个非常之时，去一个非常之地、别一个非常之人，寄予非常之厚望，有嘱托，有激励，有酸楚，有豪迈，至今读来仍让人唏嘘不已。光绪十五年撰写了《重修翼城县署碑记》等。有时，也有人请他代写寿序和碑文，如民国三年他代乡绅李光魁撰写的《高玉如先生保境卫众记功碑》等。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高祚昌在侍奉母亲期间，除讲学所得薪水外，仍须靠笔耕以养家糊口。他著有《酬世文联存稿》，里面收录有他为店铺门面书写的楹联，大多为给北关、城内的棉花店、榨花店、京货铺、杂货店、当铺、银号、铁货铺，甚至药房、磨坊、酒店、澡堂、等开张所作，商号大的银两不拘多少，小商小贩则分文不收。他所撰写的商号楹联多为商号“嵌字联”，却寓意很深。如为恒泰榨花厂撰有“恒心营业财恒足，泰意经商利泰来。”；为协顺魁花庄撰有“协其价以成其事，顺乎天而应乎人。”；如翼城银号开张联为“翼本小心能获利，城成众志可招财。银贵源开而流节，号关国计与民生。”等，信手拈来，妙趣横生，商家自然乐意润笔，祚昌也因此受之无愧。辛亥革命后，高祚昌效法陶渊明，游归乡里，种竹艺菊。生平酷好搜罗书籍，考究金石，为官教书积攒的钱财和笔耕所得稿酬，全部都用在了这些喜好上。

由于高祚昌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名闻京城，所结交的人也多半为当朝文苑精英。这从为他父亲高广泰《墓志铭》制文（即今之撰文）、核字（即校阅）和篆盖（也称篆额）的三位均为翰林官而后显居高位可窥一斑。撰文者为清同治十年（1871年）“传胪”，即2甲第1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任礼部右侍郎的江苏常州人恽彦彬；核字者为与高祚昌同榜进士“探花”，榜列1甲第3名，授翰林院编修，时任江南监察御史的山东莒州（今日照市）人管廷献。其弟管廷鹗、管廷纲、其子管象颐、管象晋均为进士，有“一门五进士”之称。篆盖者则为“大魁天下”的光绪十八年（1892）状元，殿试1甲第1名，授翰林院修撰，累官翰林院秘书郎的广西桂林人刘福姚。且三人均在书法方面有造诣，尤其是恽彦彬“善文，工隶书，能绘花卉画。”恽彦彬在墓志铭中自称与高祚昌是“通家”，意思是有世交之情，大概高祚昌与其交情之深多半在书画上。高祚昌有一女，嫁给涧峡丁庆茂之子丁对扬，高祚昌父亲死后三年（光绪廿三年，即1897年）卜吉殡葬，丁对杨恰在这年丁酉科中举，又擅长书法，他便让其女婿为其父墓志铭书丹。

高祚昌主讲晋阳书院时也曾研习绘画，编有《高祚昌画册》，留有晋阳书院字样和印章。但他的书法更时人所称道，其书法宗钟王（钟繇和王羲之并称），尤其喜欢临摹北宋书画家米芾帖。山西师范大学教授柴建国先生在其《山西书法通鉴》中评其书法七言对联作品《与虞卿书联》说：“高祚昌行书于王右军下过较深的功夫，由此可见一斑。笔意的婉转流动，结字的清雅娟美，皆深得右军书法风规。虽是一副刹那间一挥而就的七言对联作品，书者用笔的疾徐、提顿，用墨的轻重、枯润，结势的纵敛、顾盼，都能在自然运行中巧出机变，怡人心目。书者挥笔时虽是不大经意，一任一管笔排荡而来，颇有王右军书写《兰亭》时放浪形骸之外的得意之态，显得十分大气。每个字都充沛着活泼的生机，全副作品都处在通畅无碍的运动程序之中，笔墨生情，耐人观玩”。这给我们欣赏庭蕃先生书法作品指点了门路。

高祚昌享寿64岁而终，葬人望村东南祖茔之侧。遗憾的是其长子高天柱（乳名累能）、次子高天相（乳名小松）均无传其衣钵，尤为痛心的是后人竟将其所藏的一部《念二史》（即二十二史）变卖，一代宿儒家道中衰若此令人慨叹。

高祚昌的亲家张文英路过其墓地时，曾赋有“过高庭蕃太守墓”云：公初为院长，谊本属师生。一自联姻好，相称应弟兄。幽明虽远隔，儿女有深情。满腹书何在，凌云气已空。名流多代谢，亲友半凋零。回首当年事，曷禁泪湿襟。